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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贺岁大片《投名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兄弟三人为了生存歃血为盟，立下投名状，从此走上“创业”之路。然而历经波折，三人却因利益冲突兄弟反目，自相残杀，最终“创业”计划功亏一篑。事实上，现实中类似《投名状》版本的企业人事纷争也屡有发生，企业元老或出走、或争斗的恩怨纠葛常常成为制约企业做大做强的掣肘。那么，如何平衡创业团队成员间的责、权、利？如何保证“兄弟”间的诚信与共赢？为此，慧聪网从《投名状》出发，与读者一起探讨创业团队的“兄弟可靠”问题。
“携程”、“如家”四人组：以契约精神打造团队共赢
岁末大片《投名状》的公映引起不少人对中国式创业团队能否维系的广泛争议，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中国传统的组织文化，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商业组织发展逻辑的现实。
与一般人的概念相异，号称“大一统”的古代中国，实际上一直存在两个组织系统：城市的系统和乡村的系统。前者是建立在“天命皇权”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后者则建立在广义宗法制基础上的乡村自治。所谓“皇权不下县”，是这两个组织系统的生动写照。按照这两大组织系统的划分，中国历代约定俗成的组织文化也主要分为两种，其一是在城市中以宗族血亲为核心发展出的家族“领袖型”的等级制组织文化，家族领袖人物成为推动组织发展的最重要力量，利益分配则是按照组织中的层级高低依次递减；而第二种则发展出“拟制血缘”、“同伙式”的组织文化，组织以“兄弟义气”为纽带，其利益分配按照组织中的亲疏关系依次递减。
可以说,《投名状》中所表现出的“兄弟结拜”恰恰折射出的是中国传统的“拟制血缘”关系的失败宿命。从电影展现的片断中不难发现，三兄弟以“外人可杀”为前提立下投名状，起点就是“不义”，是组织极度自私的表现；其次，由于没有在“创业”之初就明确各人的责任，对未来收益分配也没有进行明确划分，从而暗藏着个体利益矛盾；第三，组织维持的文化基础就是一个“义”字，没有稳定的组织文化，没有合理的分配体制，导致当各自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创业团队”的关系就显得非常脆弱。这与西方经济史上以个人平等为前提建立的契约文化，以及以股权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分配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此同时，中国式宗族血缘为纽带、兄弟情义为延伸的组织文化系统，其最终的社会影响还包括“熟人社会”的观念体现。在电影结尾，兄弟反目的主要诱因，正是出于太后一句“江南重地，怎可交给外人”的判断。这正是中国商业史的诡谲之处，也是现代经济学难以圆满解释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中国企业和中国社会，历来都不缺乏出奇制胜的妙招和争权夺利的谋略，缺乏的是契约精神，是对一纸合同的尊重，是按规则行事。而对于创业团队，这也恰恰是事关其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诸如梁建章、季琦、沈南鹏、范敏所打造的“携程”创业团队的可以垂范之处，也正在于他们尊重建立在股权基础上的投票权，尊重由此
形成的董事会决议，正因为这种契约精神，携程和如家在几年时间里历经了数次人事更迭，却波澜不惊。特别是作为携程和如家开创者的季琦，能够按照董事会的决定，两次离开CEO的位置，尤其令人尊敬。
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言，企业是现代社会中的“功能组织”。
这意味着，企业的组织文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的面貌。对于习惯了中国传统组织文化的人来说，往往会忽视“携程”、“如家”创业团队的真正价值，甚至作出相反的解读。曾经有些舆论认为：季琦开创了如家，最后却不得不离开CEO的位置，他是个失败者。我不知道在这些人眼中，什么叫作“成功”。但是我认为，“携程”创业团队，真正打造了一个共赢的游戏：消费者获得了服务，投资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