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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与艺术

首先,艺术活动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活动,我们绝对不否认艺术家对艺术制作活动的意义,正因为艺术家的存在以及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水准的高低,就自然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产生和水准的高低,否则那些非凡、伟大的艺术作品是不会产生的。但是,我们把问题拓展开来看,如果说,艺术家的制作的结果是艺术作品,推而广之,就是艺术。那么,是什么使得艺术家的制作得以成立?也就是说成为艺术作品,成为艺术,是他赋予的他的制作品的风格,还是情感,还是其他?这些都无法说明这一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再一次陷入到循环论证中而无法自拔。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在艺术家的制作活动开始之前或进行中,他是否明确或已意识到他正进行着艺术活动,是否明确他的制作的结果将是一件艺术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是这样,那他已经就是按照艺术的模式和规则来进行艺术产生,那么,艺术的创造性又怎样灌注其中,艺术家的主体性又如何体现出来呢?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了艺术的意义问题,这就促使我们从其他方面而不是从艺术家出发去探究。显然,从艺术家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认为艺术家就是艺术的立法者,艺术家使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观点,同样使得问题简单化了。不难发现,艺术创造并非艺术家为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实际上只是为了某种艺术创造才去遵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艺术家不是遵循了某些规则而成就了艺术。因此,需要有另一种线索来研究艺术家是如何赋予艺术品的艺术性或者艺术质量以及艺术规则的艺术质量。

但是马利坦所说的人类智性并非指逻辑意义上的理性,它包含着灵魂内在的精神活力,并与灵魂的全部力量休戚相关,而人类的艺术创造力就在于人类灵魂生命力的强度,汇合凝聚了灵魂的所有能量。马利坦将基督教的创世说、托马斯的灵魂学说与当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关于前意识或无意识的理论糅合在其灵魂观念中,在灵魂和智性中寻找人类艺术创造力的来源。马利坦把无意识领域分为动物的或自动的无意识和精神的前意识或无意识,并将讨论的主题转向精神的无意识,在他看来,人类的精神性是人类灵魂的本质。马利坦将人类的精神无意识与基督教创造论联系起来,从本体论角度论述人类的精神无意识。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人类的灵魂是上帝在创造中赋予的。马利坦认为,人类的灵魂来自于上帝的创造,人类因此获得认识外在事物的能力,但对灵魂自身的本质及其精神内核却无法完全透彻地认识。这有两层含义,既指出人的意识领域中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又承认在人的灵魂深处还有更深远的精神领域存在。这个领域不为人的理性的概念和观念所认识,但却是灵魂的全部力量所在。“在精神的无意识之中,隐藏着灵魂全部力量的根源;在精神的无意识之中,存在着智性和想象,以及欲望、爱和情感的力量共同参与其中的根本性活动。”[1]

澳门蒲京网址 1艺术家作品

对于艺术家来说,“诗”是艺术家主观性的精神活动。但这种精神活动并不从属于艺术家的个人意义上的思想和情感,而是由艺术家进行的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活动,马利坦对“诗”的界定是“谈到诗,我指的不是存在于书面诗行中特定的艺术,而是一个更普遍更原始的过程:即事物的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是说,“诗”是艺术家执着于揭示事物内在意义以及由此返观自我的精神活动。艺术则是制造作品,艺术家的精神活动将通过作品的制造活动显现出来,“谈到艺术,我指的是人类精神创造性的或创作的、产生作品的活动”[2]。

艺术家,通常认为,就是艺术的制作者。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制作出来的物品,自然地,是艺术家使艺术成为艺术,没有艺术家,艺术似乎是不可能的,艺术家以及他的艺术制作活动是艺术的主导因素。逻辑地看,艺术活动首先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艺术作品也是艺术家的制作活动的最后结果。
随着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高扬,人的价值,个性自由,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浪漫主义艺术潮流也随之勃兴,艺术强调艺术家个性的自由张扬和展现,自由、创造、天才等概念成了这种潮流的主导性范畴,艺术家成为艺术的主导因素。与之相应的是艺术“表现说”对传统的“模仿说”的反叛。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标榜“自我表现”,冲破了“模仿说”的罗网,“表现说”于是兴起。表现说批评模仿机械复制,强调艺术必须以表现主体情感为主。康德最早提出“天才”论,强调艺术是天才的创造和表现,提出天才是和模仿精神是完全对立的观点。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主体性问题被强调到了极致,人是目的的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这样,他就是从艺术家的活动出发,肯定了天才和创造在艺术制作中的巨大意义,他认为天才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天赋因素是艺术的决定因素,这样艺术家在艺术制作中的作用被康德充分地加以肯定了。德国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认为,人即使练习作画,感情的表达也应该放在第一位。德国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认为,诗意是表现心灵状态的。意大利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更是干脆宣称艺术即直觉,即抒情的表现。表现说把艺术本质同艺术家主体情感的表现联系起来,突出了艺术的审美特性。中国的言志说、心生说和缘情说大致上是与表现说相类似的观点。较之模仿说,表现说不是从艺术作品而是从艺术家作为逻辑起点来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更明确地来说,就是把艺术家的情感作为艺术的核心和关键性问题。但同样可以看出,在这种以艺术家以及艺术家的情感为主导的艺术问题的探讨中,照样包含着对艺术更为极端的本质主义化的倾向。

艺术家的“创造性自我”作为精神人格,具有对物质世界的超越性,而且无意于以概念的方式揭示自我的内在性和主观性,因而“创造性自我”必然植根在人类灵魂的精神无意识之中。但是艺术家如何把握“创造性自我”,是艺术作为艺术家的主观性活动的客观要求,否则“创造性自我”很可能蜕变为捉摸不定的神秘体验让艺术家不知所措,或可能使艺术家迷失在漫无目的的玄想之中,或为轻浮的情感所占据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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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言“我”

[1]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刘有元,罗选民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虽然马利坦一再强调这个领域是人的理性无法认识的,但他仍然努力讨论言说灵魂的本质。从人作为灵魂与肉体相结合的单一实体的理论出发,马利坦认定人类的灵魂是人的形式,体现为人类的灵魂自身蕴藏着内在的精神动力,能够塑造自我精神,并实现人类的自我完善。他继而发挥托马斯提出的智性结构的观点,将人类灵魂的形式性融入智性的精神无意识的本质,认为智性的精神无意识是人类灵魂中最神圣最崇高的存在,其中启发性智性是人类灵魂中内在的精神之光即驱动灵魂全部活动的作用力,而概念的胚芽则为认识的先验形式,概念的胚芽能够使认识世界的概念形成。精神无意识的活动则在明确的概念形成之前,表现为非理性。由此马利坦指出,人类的理性活动不局限于进行逻辑推理和产生明确的概念,还存在先于逻辑推理和概念产生的更具本体性的理性活动,马利坦称之为直觉的理性。马利坦的直觉理性说揭示了人类更深层的理性活动,是对20世纪思想文化的非理性思潮进行的独到解释,发展了对人类理性的认识。马利坦运用直觉理性说为当时备受争议的现代艺术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与众多美学和艺术理论家将现代艺术定性为非理性的看法不同,马利坦指出现代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中为直觉理性所支配,因此现代艺术以非理性的形式表现出理性特征和对以往艺术的发展与超越,现代艺术并不像传统艺术在表情达意上那么直接明白,其意含糊朦胧,难以给予确定清晰的解释,但有着浓厚的哲理色彩,因此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概念的、逻辑的、推论的理性中解放出来的过程”[1],其意义之一在于发现并发挥直觉理性在现代艺术中的作用。

[2]亚里士多德.论灵魂[A].亚里士多德全集[C].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 Maritain , Jacques. Three reformers: Luther-Descartes- Rousseau
[M] . London: Sheed & Ward, 1928.

直觉的理性并不服从肉体性本能的束缚和逻辑推理的原则,而是自由发展和无限扩充自我,积聚精神的力量。而艺术的创造力则在于精神在自由发展过程中积聚的力量达到高峰时产生的不可遏止的释放冲动。因此马利坦又将直觉的理性称为创造性的直觉。在他看来,直觉的理性的活动是人类灵魂所有力量的参与,是“出自人的整体即感觉、想象、智性、爱欲、本能、活力和精神的大汇合”[1]。灵魂力量的饱满充溢才能吟诵出灵魂的“诗”,“诗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创造力的释放和驱动”[1]。

在艺术理论史上,人们以再现说、表现说、作品论等理论来论说艺术的本体。20世纪初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利坦在艺术理论领域中,运用并创造性地发挥圣托马斯·阿奎那学说的理论原则研究艺术,从灵魂的本质以及灵魂与艺术的关系来考察艺术本体,并结合其艺术理论对现代艺术的成就和不足给予精辟的批评,丰富了托马斯主义。

马利坦将艺术的善与道德的善两者加以区分。艺术的善与道德的善都属于实践的智性活动,也许是两种活动都具有实践性,因此在西方文艺理论中艺术与道德往往被混为一谈。艺术之“用”被片面地理解为社会道德功用,艺术的自在性被有意无意地抹除,人们让艺术负载道德使命,或者人们以道德标准来衡量艺术的成败得失。马利坦澄清两者发挥作用的不同领域及规则,强调艺术与道德是两种不同的人类智性活动。艺术的善与道德的善的对象不同,艺术的善是指作品制造的好或完善,道德的善则指人做出的行为的好或完善。艺术达到善,与道德为善所遵循的规则不同。道德为善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而艺术达到善则在于人类灵魂中强大的精神洪流的涌动。因此道德的善是意志的行使,而艺术的善是人类灵魂包括意志在内的所有活动的参与以及所有力量积聚的结果。艺术是人类灵魂原初的本源生命喷发产生的,其终极目的是使人类灵魂生命复归于完美,表现人类精神创造力的生生不息。此外,艺术的善所指的艺术作品的好,也应当符合智性的善。这使马利坦与20世纪出现的形式主义文论或新批评文论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马利坦所说的好的艺术作品不仅指文本形式精巧的作品,更强调的是充分体现智性的善的作品。因此马利坦的艺术理论并不侧重对作品文本的结构、修辞、语言的研究,而是研究艺术作品与人类智性、精神的互动关系。

一、灵魂的“诗性”

澳门蒲京网址 ,马利坦对现代诗人命运的悲观看法源自他对现代文化的失望。马利坦在《三位哲学家》中认为近代文化的三位改革家路德、笛卡儿和卢梭的思想开启了现代思想的分裂。路德提出“因信称义”开启了宗教信仰的主观主义,路德在信仰生活中坚持自我的唯意志论带来了主体与客体、内在和超验、理性与信仰的对立;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将人定义为思维着的事物,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审查,以人的理性和观念来衡量事物,人的理性与外在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被隔离开来;卢梭的自然道德学说认定人的自然本性为善,并将情感注入宗教生活,但在马利坦看来这是拒绝神圣性的世俗欲望主体的扩张,是现代社会道德无序的渊薮之一。而康德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与道德宗教则是这三位哲学家思想的集中体现。[3]康德学说中物自体是不可知的,人类理性只能根据自身的认识范畴获得经验事物的表象而不是关于真实存在的知识,同时康德在人类自我的道德律令的基础上形成的宗教观,造成了现代精神中理智和灵性生活的失落、人的主体性的膨胀以及人的孤独。不过马利坦也看到了三位哲学家的思想中对人性的推崇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但正是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代表的人类主体性成为现代文明的痼疾。在此后的西方思想发展中,新教强调主体的宗教体验,美学注重的是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绝对性,而艺术中充斥张扬自我个性的英雄主义,这无一例外地都可显示人至高无上的主体性地位。人凌驾于世界,却以牺牲世界和人自身存在的客观实在性为代价。与此同时,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最终使对人本身的理解陷入悖论,人被相应地客体化。实证主义从实证的客观角度对人类主体性加以反驳,但将人视为可以被科学认识的对象时,人的精神价值的独立性被实证科学所消解。马利坦感到现代文化造成了人类精神的困境,不但不能为艺术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持,而且现代文化的分裂和精神价值的虚无成为现代艺术无法逃避的宿命。当现代艺术家意识到这点,或在精神的斗争中感到孤独无助时,艺术中开始出现另一种倾向,即精神的自虐。现代艺术家在作品中丑化人自身的形象,把人化为野兽、虫豸,正是人在孤独绝望中的自我摧残。马利坦指出这反映了现代艺术的无能。马利坦没有完全贬损这种艺术倾向的价值,但显然他对损害人的形象的某些现代艺术流派是极为反感的。这也促使他为人类找寻精神的灵泉。马利坦恢复13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灵魂学说,在于他期待将古代的灵魂学说点化为鲜活跃动的灵性泉源,灌注于现代艺术,推动现代文化和现代艺术在创造中完成自身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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